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约有1.2亿人口存在着永久性听力损失，其中大约只有3%的听障者佩戴了助听器，这一数字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助听器佩戴率（20%）。
美国MarkeTrak VII于2005年开展的调查发现，美国助听器主要使用老年人为55－64岁之间的男性，其家庭年收入超过6万美元，一般有全职工作，住在人口超过200万人的大城市里。年龄越大的老年人使用助听器的比例越高。其中，85岁以上使用助听器的老年人占比接近60.6%，18岁以下使用助听器的人群占比仅为12.5%。我国老年人使用助听器市场尚无非常明确的统计数据。在2003年开展的北京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在839名60岁以上的老年性听力损失患者中，只有8人佩戴助听器，仅占1.1%。于2005年调查发现，997位老年听障患者中只有73名（占被调查人数的8%）使用助听器。显然，我国老年人助听器使用率极低。听力障碍人数众多，国家还设立了爱耳日，每年也投入资金去宣传教育。但宣传止于从业人士，终端用户往往无法直接受用，可适当增加健康知识电视讲座。除了新生儿耳聋、突发性耳聋，听力损伤或听力下降都是渐进的、缓慢的，往往是其他疾病或生理变化的并发症，不被人们注意或不是以第一主诉进行医疗、康复。多数医生在工作中也只关注耳部疾病，其实应该另外在五官科疾病治疗指南中强调听力康复和助听器的科学使用。另外，在中国部分人认为“人老耳背”属于正常，忽略了听力问题对生理、心理的影响。2：价格昂贵依然是限制助听器大规模推广的主要因素。作为二类医疗器械，助听器的技术壁垒和入行门槛都比较高且服务属性较重，这就导致了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在此基础上，很多品牌的配套服务不完善，如关键的验配服务不到位或缺失，再加上网点覆盖不全，专业助听验配师人才存在很大缺口，直接导致用户体验差，需求无法得到根本满足。国外对影响助听器满意率的因素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发现在诸多因素里面其实只有20%的因素是由助听器本身的技术水平和特点引起的，如同业内常讲的降噪算法，反馈抑制，方向性技术等等。而其他65%的原因是由助听器的不合理验配造成的。还有15%的因素属于以现有技术、方法均难于解决的。解决之道是，助听器服务机构自己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特别是在产品方面，必须将各厂助听器性能、特色做综合比较，把各厂、各种型号助听器的优势理解清楚，明确客户听力解决方案的关键点、难点。另外，助听器选配、调试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需要验配、检测、对比，是一个听力干预下再诊断、再调整的过程，选择助听器很重要、调试助听器更重要；而且随着听力的变化，这一调整在不断完善。助听器一定要“跟踪服务”，助听器日常保养、维修是可以在任意合格的机构进行，但调试必须是跟踪进行。怕戴了助听器后会被人发现，担心别人知道自己耳朵不好，会被歧视。现在的助听器的外观也有很大的改变，小巧又美观。
人眼出现屈光问题时，通过视光学检查、选择佩戴眼镜，其视力马上好转，原因在于这种病变简单、机械，只是角膜、眼轴距的物理性变化；如果少数合并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眼镜的作用大打折扣。而听力问题多数复杂得多，病变部位可能在中耳、内耳、神经、大脑；可能是传导性耳聋、感音神经性耳聋、混合性耳聋，特别是感音神经性耳聋位置、机理更复杂，助听器作为听力干预的手段是有效的，但效果不及配戴眼镜明显、直观。助听器选配后，佩戴助听器往往有较长的适应期，须通过时间、训练逐步适应。这是很多老人家拒绝选配助听器的重要理由，“我还能听，不要戴”。这个跟我们说的普通话语系有很大关系。普通话是一种声调语言，当出现轻度听力损失时，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存在很大的沟通障碍，加上国人讲话声都比较大一些，很多轻度听损的患者一开始都不觉得自己听力有下降，慢慢就会拖到中度、重度听力下降时才去医院就诊。而普遍很多的想法是，只要还能听到声音，我就不想戴助听器，等我听不到了再说。 目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对改善老年助听器音质、验配流程等起到关键作用。但报告也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助听器上的应用还处在技术适应和改造阶段，其标准化需要进一步通过更具体的方法、体系和流程实现。比如，如何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助听器降噪中的功能、降噪程度和在某些场景下使用的效果等。
